我荐｜张文江：司马迁家族的来龙去脉
Bach: Sonata for Solo Violin No.2 III ( Nathan Milstein )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讲记之一
《太史公自序》，追溯了民族的历史，家族的源流，政治的变迁，文化的辨析，融自己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，是一篇大文章。司马迁整理了家世，检查自己从哪里而来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几千年大时代中家族的变迁，其脉络完全清楚了。这样一点点铺垫下来，最后隆重推出了父亲司马谈。
昔在顓頊，命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。唐虞之際，紹重黎之後，使復典之，至于夏商，故重黎氏世序天地。其在周，程伯休甫其後也。當周宣王時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。司馬氏世典周史。惠襄之閒，司馬氏去周適晉。晉中軍隨會奔秦，而司馬氏入少梁。
自司馬氏去周適晉，分散，或在衛，或在趙，或在秦。其在衛者，相中山。在趙者，以傳劍論顯，蒯聵其後也。在秦者名錯，與張儀爭論，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，遂拔，因而守之。錯孫靳，事武安君白起。而少梁更名曰夏陽。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，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，葬於華池。靳孫昌，昌為秦主鐵官，當始皇之時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。諸侯之相王，王卬於殷。漢之伐楚，卬歸漢，以其地為河內郡。昌生無澤，無澤為漢市長。無澤生喜，喜為五大夫，卒，皆葬高門。喜生談，談為太史公。
《太史公自序》是《史记》的总结性文章。这篇文章原来有两个互相竞争的题目，《史记集解》的题目是《太史公自序》，《史记索隐》的题目是《太史公自序传》。这两个题目的不同，可能是考虑角度的不同：《太史公自序》表示这是全书一百三十篇的总结，《太史公自序传》表示这是七十列传的最后人物。两个题目竞争的结果，是《太史公自序》胜出，更强调它是全书的总结，而不是列传的结束。虽然《太史公自序》的题目已经确定，这篇文章还是包含了两个内容，一是总结《史记》这本书，一是总结自己这个人，两个内容合一成为本文。
这篇《太史公自序》，追溯了民族的历史、家族的源流、政治的变迁、文化的传承，融自己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，是一篇大文章。根据我对中华学术的理解，我想尝试性地下一个断语，《史记》是总结先秦古学的集大成著作。以此来划出时代，《史记》以前都是古学，《史记》以后都是今学。《史记》是后代人理解先秦古学的阶梯，当然通过以后，这个阶梯也可以撤除。
《史记》作为一部贯通古今的大著作，必须对当时各种思想有总体认识。写书整理古今发生的事情，如何整理就必然脱离不了思想。这个总体认识是《史记》的思想核心，借用后来的佛教术语，也可以称为判教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学者根据传承的经论，按照各自体悟的境界，把佛教内容分为若干时或若干类，在其中安立自宗的位置，并提供修行的进路，这就是所谓的判教。《太史公自序》分判了当时所有学问，是一篇思想性的文献。
“自序”的“序”，有的版本写成“叙”。古代“序”和“叙”相通，班固《汉书》模仿《史记》，最后一篇也称为《叙传》。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：“《尔雅》云：‘序，绪也。’字亦作叙。言其善叙事理，次第有序，若丝之绪也。”在全书完成后，通常总要写一篇序，理顺各部分的关系，其标志就是排列好目次。
这篇《自序》，也是司马迁的自传。篇名中省略了“传”，突出了对本书的意义，减弱了对本人的意义。在思想性上，先秦能够和此篇比拟的是《庄子·天下篇》，当然《天下篇》还有更深刻的内容。《汉书》卷六十二《司马迁传》全文抄录了这篇文章，加上一篇《报任安书》。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，就是《报任安书》中的话。名言流传，激励后代人认真对待生命，做出自己的选择。
就文学而言，序的文体始于《序卦传》《诗大序》。自序的文体始于屈原《离骚》，启发过司马相如，以司马迁为最有成就，此后的变化又有扬雄、班固（刘知几《史通·序传》）。过去我讲第一百二十九篇《货殖列传》，中心是经济。这次讲第一百三十篇《自序》，中心是政治、思想和文化。《史记》是开创性的大著作，司马迁的志向不仅是写一部历史书，而是模仿经或者说拟经，实际达到的地位是子。因此《史记》的旨趣接近于诸子，而不仅仅是历史著作（高步瀛《史记太史公自序笺证》）。如果读《史记》，只注意其历史记述而忽视其思想内容，多多少少会形成一种遮蔽。
为什么是拟经？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史记》列于春秋家，当时著录的书名是“《太史公》百三十篇”。司马迁本人用的书名是《太史公书》，他不知道自己的书后来被叫作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作为专书的名称出于后人，最早由《汉书·五行志》提及，以后为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采用。在《史记》中，“史记”一词出现十四次，全部指古代官史之书，而不是自己的著作。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以后，《史记》才作为专称逐渐流行开来，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得到了肯定（李纪祥《〈太史公书〉由“子”之“史”考》）。我们现在用《史记》的书名，代表了二十四史之首。用《太史公书》的书名，可以理解它的思想史意义。
昔在颛顼，命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。
开篇发生的是一件大事情。《史记》的古史观相应于《易经》，出自《系辞下》第二章：“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离。庖犧氏没，神农氏作，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盖取诸益。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噬嗑。”庖犧氏、神农氏的事情发生在此文之前，还没有和《史记》相接。
庖犧氏也就是伏羲氏，伏羲氏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”，作为中国古史的开始。为什么？在这个时候，天地间有个人站立起来，从生存的重压下透过气，抬眼看看天地和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人之为人，这才真正地显现出来。在伏羲氏之前，古代传说中还有燧人氏，燧人氏钻木取火，处于和自然抗争的谋生层面。而到了伏羲氏的仰观俯察，人才有精力和兴趣研究天地和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在古希腊这就是哲学的开端，所谓哲学的开端来源于惊奇（柏拉图《泰阿泰德》155d，亚里士多德《形而上学》982b11—12）。在此以前，人和其他动物还混然难分，直到有了这样的惊奇，这才判然有别。从这样的角度看来，人的本质及其自我实现，就是成为哲学人或者知识人。人的追求幸福，最后必然到达精神层面，那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。伏羲氏的时候还是畜牧社会，他用了一套特殊符号来沟通天地内外，以此了解自然，了解自己。这就是《易经》的起源。伏羲的符号是用来理解整体的，真正理解了，符号也可以不要。
伏羲氏以后是神农氏，主要发生了两件事情，一是农业社会的建立，二是市场的出现。这两件事情影响深远，其中存在的问题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（参见拙稿“《〈史记·货殖列传〉讲记》）。
伏羲氏、神农氏以后是黄帝，成为《史记》的开端。《系辞下》又说：“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。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《易》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是以自天右之，吉无不利。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盖取诸乾、坤。”黄帝、尧、舜继承伏羲、神农，进一步推进其事业。“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”，阴变阳为变，阳变阴为化，不断改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，老百姓精神振奋，安居乐业。“《易》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，一个方法用到底了，一种体制的能量耗尽了，就应该变通以开出新局面。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，就是制订礼仪，分出君臣尊卑上下的秩序，建立政治社会。中国传统的道家和儒家，其实很容易分辨，根源就在于此。在黄帝、尧、舜系列中，从黄帝这条线引申出来的就是道家，从尧、舜这条线引申出来的就是儒家。道家截取的是头上一段，儒家截取的是尾上一段，好的道家顾了头还要顾尾，好的儒家顾了尾还要顾头。当然还要溯源经济上的神农，以及思想上探索真相、追求幸福的伏羲。
这就是《史记》记载历史的开端，从这里一刀切下来，全书开始于《五帝本纪》。在此之前，神话和历史基本没有分别，《五帝本纪·赞》：“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”黄帝的神话色彩还是很浓，关于他有种种传说，古代人都相信是真的。后来理性渐渐发展了，就当成神话看了。炎黄子孙祭祀黄帝，虽然对着空的石碑可以行礼如仪，但是古代人思想中的象，和现代人已经不同了。《五帝本纪》开始于黄帝，结束于尧、舜，中间还有《易经》没有提到的颛顼和帝喾，定位一点点清楚了。
颛顼是黄帝的孙子，于五帝中位居第二，在古代社会中非常有名。屈原自称他的后代，《离骚》第一句“帝高阳之苗裔兮”，高阳就是颛顼。根据《秦本纪》，秦也自称颛顼的后代。颛顼的年代对《史记》来说也非常遥远，“昔在颛顼”，就是向远古的追溯。《史记》对于我们好像是古代，其实颛顼和《史记》之间的社会状况，其差别不小于《史记》和现在之间的社会状况。神话中有着历史的因子，从黄帝发展到尧、舜，神话色彩越来越少，真实成分越来越强，尽管尧、舜还是有着神话色彩。以下的记载半神话半真实，发生的是一件大事情。
“命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”，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“天人之际”，也就是政治社会成立的关键，后来历史上叫作“绝地天通”。在此以前，人和天地不分，人和神以及动物也不分，所以神话和历史也不分。“命”就是命令，也可以称为立法。英语中dictatorship这个词来自dictator，其动词dictate就是指令、口授或者听写。汉字“君”从尹口，尹为治事，口发号令，我说话你们记录，这就是权力的宣示。这里的话语权或解释权，如果替换成现代说法“制订规则”，或者“制订游戏规则”，虽然比较柔和好听，实质性内容并没有变。老子说“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，这些词彼此分割，渐渐遮蔽，然而相互之间还是互通声气。颛顼命令重、黎两个人，一个管住了天，一个管住了地。为什么说“命”是立法？因为发布者垄断了普通人跟天地交流的权利，一定要通过他这个天子来代表，对老百姓来说是代表天地，对天地来说是代表老百姓，王的地位就显出来了（参见张光直《美术、神话和祭祀》，郭净译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33页、138页）。原始社会有巫师，普通人也可以和天地交流，至此民间的权利全部丧失，只留下两个人是合法的。颛顼判定这两个人合法，那么就是同时判定其他人不合法，于是规则制订出来了。
重和黎是传说中人物，完成了绝地天通这件大事，是后来羲、和两氏的祖先。《尚书·吕刑》：“乃命重、黎，绝地天通，罔有降格。”绝地天通以后，因为上天梯断掉了，人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。《孔传》认为重就是羲，黎就是和，“尧命羲、和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，使人神不扰，各得其序”。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演化中，这其实是对文明进程的肯定。人归人，神归神，两路分了开来。《国语·楚语下》：“昭王问于观射父，曰：‘《周书》所谓重、黎寔使天地不通者，何也？若无然，民将能登天乎？’”楚昭王看到《周书》（《吕刑》属于《周书》）的“绝地天通”，已经不理解了，于是去问大夫观射父。他看到的是字面意思，如果没有绝地天通，难道老百姓真能升到天上去吗。观射父回答说：“非此之谓也。古者民神不杂，民之精爽不携贰者，而又能齐肃衷正，其智能上下比义，其圣能光远宣朗，其明能光照之，其聪能听彻之，如是则明神降之，在男曰觋，在女曰巫。”古代社会有一些特殊的人，专门从事沟通神明，这些人就是巫觋。“精爽不携贰”，精神特别集中，思想不开小差，这是职业的要求。此后“九黎乱德，民神杂糅”，颛顼不得不作整顿，垄断了巫的职业，稳定了社会秩序，那就是所谓的“绝地天通”。巫史相通是史官的来源，巫就是天，史就是人。巫预测未来，史记录过去，巫史是同一件事的两面。古代神话包含了很多当时人的心理事实，由上古成为中古，由巫而史，神话过渡到了历史。
唐虞之际，绍重黎之后，使复典之，至于夏商，故重黎氏世序天地。
唐就是唐尧，传说尧封于唐，在今河北唐县。虞就是虞舜，舜封于虞，在今陕西平陆县。“绍重黎之后”，绍就是继承。颛顼命重、黎掌管天地以后，曾经中断一段时间。唐虞继承颛顼，让重、黎的后代羲、和再来负责这件事。从尧、舜以后直到夏、商，每一代都没有缺少。“使复典之”，就是重新整顿，再操旧业。“世序”，世世代代研究整理。重、黎以后，因为一度中断，那么民间还有些生路。“世序”以后，管理不再缺 48 32813 48 15756 0 0 1709 0 0:00:19 0:00:09 0:00:10 3584，政治社会就完全成立了。
其在周，程伯休甫其后也。当周宣王时，失其守而为司马氏。司马氏世典周史。
颛顼时的重、黎，尧、舜时的羲、和，都还是半神半人，以后神话色彩渐渐消退，一点点显出人的形象。程伯休甫是重、黎的后人。程是国名，在陕西省咸阳市。伯是爵位名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分为五等。休甫是字，甫为男子的美称。根据《索隐》引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的考证，休甫是黎氏之后，只是重、黎中的一支。然而重不出场就好像分量不足似的，所以加上重给自己增增光。这可能是古代的一种修辞手法（王叔岷《史记斠证》引梁玉绳《志疑》谓重黎是一人，录之以备一解）。这个家族的焦点逐渐清晰，关键人物是程伯休甫。这真是一个变来变去的大时代，容易引起人的身世之感。
一直到了周宣王时，家族中有人犯了错误，权位被取消，成为司马氏。周宣王的时代已很确切，完完全全靠得住。《周礼》以大司马为夏官之长，《诗·大雅·常武》记程伯休父（甫通父）带兵克平徐方。重、黎“世序天地”，掌握最高的精神层面，司马氏地位就降低了。用印度的种姓来比喻，就是从婆罗门变成了刹帝利。“司马氏世典周史”，古时候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。以后综合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之长，形成了《史记》。
惠襄之间，司马氏去周适晋。
周惠王（公元前676年—公元前652年在位）、周襄王（公元前651年—公元前619年在位）的时候，国家接连发生了好几场动乱。司马氏离开周到了晋，这个贵族世家一代代处于衰落之中。起先贵为大臣，然后官做得渐渐小了。后来连中央也待不住，就到地方上去了。
晋中军随会奔秦，而司马氏入少梁。
晋文公的时候设立了上、中、下三军，随会后来成为中军的主将。当时主政的人是赵盾，晋襄公死了，他派人去秦国迎接当人质的公子雍继位。公子雍是晋襄公之弟。然而队伍出发后，赵盾又改变主意，拥立公子夷皋。公子夷皋是晋襄公之子。秦国用军队护送公子雍，赵盾发兵阻拦。随会本来是派去迎接的使者，在混乱中逃往秦国。发生了这场意外，随会后来又经过魏回到了晋，但是同去的司马氏却回不来了。
随会奔秦是不可预料的事件，这件事改变了司马氏家族的轨迹。主将投靠了敌国，他身边的司马氏也跟着受牵连。他们内心不一定想叛晋，但是回来难免还要经历审查之类，所以索性不回来了。司马氏进入少梁，少梁属秦国，在陕西韩城县。古代此处是梁国，秦灭后改名少梁，后来再改名为夏阳。这就是司马迁一族本支的流动，从几代人来看就是变来变去的。好像从来都不动的，后来就动了。三十年，五十年，三百年，如果时间放长，变化大得不得了。历史的因果真是难说得很。
自司马氏去周适晋，分散，或在卫，或在赵，或在秦。
司马氏在晋的这一支，经过这场变乱，走的走了，留下的人有通外的嫌疑，日子大概也不会好过。于是也就分散开了，有些去了卫国，有些去了赵国，有些去了秦国。这就是大时代中一个家族的命运，一群人分分合合，各奔前程。在司马迁的大手笔之下，线索一点也不乱。
其在卫者，相中山。
在卫国的那一支中，有个人当了中山的相。中山在赵国的旁边，后来被赵国消灭了。每一条支系都有一个亮点，要给司马迁挑选出来，不容易。时代无穷的淘汰，除了极少数出类拔萃的人，没有谁能够留得下来。这个人在当时算大官了吧，如果不是因为《集解》引徐广指出他是司马喜（《考证》作司马熹），那就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。这一系中应该还有其他人，但都不谈了，捡一个官做得最大的人提一下，也就是一笔带过。道家从时间上看问题，没有什么人特别了不起。空间上看来显赫一时的人，过不了几年就没有人再记得。这一系中多少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人，剩下的人全部抹去成为背景，所以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（《中国史界革命案》），其他人仿佛没有存在过似的。要成为像《史记》作者这样伟大的人，真是不容易。要多多少少留得下来，脱离不了三条途径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此之谓三不朽（语出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）。要把自己DNA的印迹在历史上稍微留一点下来，非作出极其突出的成就不可。这个竞争非常残酷，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官，一点都不会冤枉人。
在赵者，以传剑论显，蒯聩其后也。
相中山为文，在赵传剑为武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或许跟赵地彪悍的民风有关。《庄子》中有一篇《说剑》，地点也在赵国。传授剑术需要三个条件，第一是剑，兵器首先要精良。春秋战国时代，冶金已相当发达，现在出土有青铜剑，所谓“吴王金戈越王剑”，决非虚言。第二是人，涉及使剑者的胆气，这其实无法勉强。荆轲刺秦王，已求得徐夫人之匕首，随从的副手是秦舞阳。秦舞阳十三岁就杀过人，但是走进秦始皇的宫殿，这样的人腿还是软。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气场，荆轲根本不受大场面影响，秦舞阳的胆气却不足了。《东周列国志》讨论有几种不同的勇。一种是血勇，怒则面赤，这是最低一等；一种是脉勇，怒则面青，这是比较高的一等；一种是骨勇，怒则面白，这是更高一等。而荆轲是神勇，这是最高一等，喜怒不形，辞语从容，和颜悦色（第一百六回，参见第一百七回）。
荆轲还是没有刺死秦始皇，因为他缺少了第三条件，剑术不够高，没有跟以传剑论显的高人学过。《刺客列传》记载，鲁句践听到荆轲刺秦王失败，在私底下说：“嗟乎！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。”没有得到刺剑之术的教授，单凭胆气还远远不够。过去的读书人向往“书剑飘零”，研究剑术靠“论”靠“讲”，武学中最重要的却是文。
在武侠小说《笑傲江湖》中，我最喜欢的是第十回《传剑》，在我看来是神来之笔，几乎句句都是对的。文学上这些大天才，完完全全忠实于自己的感觉，写起来出神入化，也不知道感通了什么。《传剑》中风清扬教令狐冲的这套剑术，完全是思想的境界。独孤九剑就是剑术中的《易经》，里边的内容就是判教，剑术的精要就是学术的精要，分析下来一个字都不错。《红楼梦》也是这样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声口，你、我、他、你们、我们、他们、咱们这些词，都有着言外之意，变化纷繁复杂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却一个字也不错。
在秦者名错，与张仪争论，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，遂拔，因而守之。
《战国策·秦策》中，有一篇《司马错论伐蜀》，后来选入了《古文观止》。司马错跟张仪争论，伐蜀和伐韩的利弊。秦王说，那就由你带兵吧，于是他就领军平了蜀。说带兵打仗，就带兵打仗，可见司马错有卓越的军事才能，决非徒逞口舌之辈。他是入少梁一支的后人，“将”就是为将，带领军队。陕西和四川之间有交通，这条路大概很难走，一九八五年我和同学一起进九寨沟，就是从陕西方向过去的，路途上非常辛苦，颠簸了一整天才到。
错孙靳，事武安君白起。而少梁更名曰夏阳。
司马错的孙子，又成为秦国大将白起的部下。这个司马靳地位不够高，只能放在名人旁边显一显。
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，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，葬于华池。
长平之役，当时坑杀了四十万人。赵国方面主持军务的人是谁呢，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。廉颇老成持重，在他的防守下，秦军无机可乘，就使用离间计，说老头子如何保守，我们害怕的是年轻人。赵王昏聩，看见赵括说话头头是道，就把部队交给了他，导致了崩溃式大败。白起在取得军事胜利以后，因为怕造反，把投降的人都杀了。这在战争中可能作为震慑，用以摧垮反抗者的意志。然而中国历来有规矩，“杀降不祥”（《高祖本纪》：“且人已服降，又杀之，不祥。”《李将军列传》：“祸莫大于杀已降，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。”）。滥杀无辜者，终究没有好下场。回去以后，秦王看到浑身冒着杀气的人，也会感到威胁，于是找借口把白起也杀了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（语出《越世家》，又《淮阴侯列传》），历来如此。战争的时候兵气越强越好，一旦克服了对外的敌人，锋芒要一点点收拾干净。
靳孙昌，昌为秦主铁官，当始皇之时。
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不再参与军事行动，可能是感到害怕了。从事政治、军事风险太大，还是从事经济赚钱来得实在。当时主要的经济命脉，一个是盐，一个是铁，所以后来有《盐铁论》。
程伯休甫以下家族的变化，焦点一点一点地清晰。其中有文有武，有政治，有军事，有经济。这些都是司马迁血脉里极其隐秘的信息，从中可以体验到真实的能量。它们都是成为良史的必要准备。这儿吸收一点营养，那儿吸收一点营养，这样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结构，其文字有相当的抗衡力。这样的知识吸收得多了，内在的底气会有所两样。
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。
蒯聩就是在赵国论剑的那个人，其后代又变化了。武信君是项羽的叔父项梁。在赵国的一支有人接上了这条线，所谓历史就是一条条线接起来，《论语》所谓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（《尧曰》）。族有族谱，家有家法，完全是活生生的脉的传承，含有种种层次的信息。这个族谱我估计是真的，司马迁流露出来的骄傲，非常动人。“徇朝歌”，带了一群兵到那里巡视经略，然后就在那里当老大。朝歌原来是殷的首都，在今河南省淇县，当时已经败落。
诸侯之相王，王卬于殷。
天下大乱之时，反正也没有人管，有些实力的人一窝蜂地拥兵自重。这个殷王是项羽封的，跟以前作为周天子的王，不能同日而语。司马卬虽然管辖的地方不大，也可以封个王得意得意，“有枪就是草头王”。好像隋末农民大起义，“十八路反王，六十四处烟尘”（《说唐》）。
汉之伐楚，卬归汉，以其地为河内郡。
这个人相当识时务，没有不自量力的野心。楚汉相争时，他摇来摆去，看到刘邦的势力大，就归顺投靠，于是朝歌成了河内郡。他以后继续从军伐楚，死在战争中。
昌生无泽，无泽为汉市长。
那支笔流宕开去，再返回过来，司马迁的本支在秦国。昌生了无泽，也从另一条路归于汉，局面由战乱渐渐到统一。所谓市从交易而来，在交易中渐渐固定的场所就是市。“市长”是一个市的首长，监察商贾的货物买卖。长安有四个市，好比四个农贸集散地，此人在其中之一维持秩序。在汉代的官职中，主管大县的叫县令，主管小县的叫县长，主管大市的叫市令，主管小市的叫市长。当时县要比市大，所以这个市长职位，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市长。在东汉末年，《参同契》作者之一淳于叔通就当过洛阳市长，后来看到朝廷的形势不对，有甲兵之象，就回乡归隐了。
无泽生喜，喜为五大夫，卒，皆葬高门。
无泽生喜，喜为五大夫。死了以后，这些人都葬在高门。高门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南。狐死首丘，这一支本宗的人都葬于此地。
喜生谈，谈为太史公。
喜生司马谈，谈在汉为太史公，就是司马迁的父亲。太史公不是当时正式的官名，正式的官名应该是太史令。
一个是政治社会的建立，一个是家族变迁的历史，司马迁整理了本人的家世，检查我从哪里来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几千年大时代中家族的变迁，其脉络完全清楚了。这样一点点铺垫下来，最后隆重推出了父亲司马谈。
原载于《上海文化》2014年第1期
选自《〈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〉讲记（外一篇）》，张文江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15年8月第1版，文章在小站发表时经作者重新修订
预读/校对：zzj、陈涛
执编：郑春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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